刘勰的论文(刘勰论文学与自然的关系)
1. 刘勰论文学与自然的关系
知言养气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孟子的主要文论观点之一。见于《孟子·公孙丑上》:“‘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所谓“知言”,是指辨别语言文辞是非美丑的能力。“知言”的重要性,孔子早已指出:“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言辞是人品的表现,因而通过分析语言文辞,也可以了解其人的品质。孟子自称对于片面的、过分的、歪曲的、闪烁的言辞都能察知它们的蒙蔽、沉溺、叛离、辞屈理穷的实质所在。《孟子·离娄下》又云:“言无实不祥。”正面要求语言有真实丰满的内容,这是他“充实之谓美”(《尽心下》)这一审美理想的反映,与其“知言养气”之说密切相关。所谓“养气”,强调的是人的内心道德修养功夫,也就是人的内在品德的“充实”之美,“养气”需要“配义与道”,长期修养锻炼,才能达到“至大至刚”的境界。《孟子·滕文公下》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不受任何环境的干扰,威胁、利诱无法改变其操守,这种豪迈气魄,对于封建社会中正直知识分子的砥砺气节是很有鼓舞力量的。至于“知言”与“养气”的关系,孟子虽然没有直接的说明,但是对于原文细加咀嚼,就可以体会到“知言”植根于“养气”。人的道德修养、思想认识提高了,自然会加强辨别语言文辞是非美丑的能力。后来的文学家和理论家,受到孟子“知言养气”说的启发,开展了“为人与作文”关系问题的讨论,影响很大。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从曹丕的“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刘勰《文心雕龙·养气》,韩愈的“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苏轼论李白诗歌“气盖天下”(《李太白碑阴记》)……,所论具体内容或有差别,但是源远流长,无不绵亘着一个以“气”论文的优良传统。后世的诗歌创作及审美评论,深受其启迪。
2. 刘勰是怎样论述文学风格的
《风骨》是《文心雕龙》的第二十八篇，论述刘勰对文学作品的基本要求。
风骨和风格有一定联系，却又有显著的区别。作为情与辞的最高要求的风骨，和作者的情志、个性是有其必然联系的，但风骨并不等于风格。因为风格指不同作家的个性在作品中形成的不同特色，风骨则是对一切作家作品的总的要求。刘勰的风骨论，是针对晋宋以来文学创作中过分追求文采而忽于思想内容的倾向提出的，对后世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都有一定的影响。
3. 刘勰论文学与自然的关系体现在哪里
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所著《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文学理论专著，被章学诚赞为“体大而虑周”（《文史通义·诗话篇》）。
载于《文心雕龙》下部的《知音篇》，主要论说的是文学批评与鉴赏。其中对文学鉴赏的态度、难度和方法都有恳切详尽的论述，层次分明，令人玩味不已。
刘勰雕像
引言
《文心雕龙·知音篇》主要讲的是文学作品的鉴赏态度和鉴赏方法。“知音”，字面上的意思是懂得音乐。刘勰用“知音”作为篇名，意思就是：文学也如音乐一样需要“知音”的评论和鉴赏。
古人总爱说“知音难遇”，换成当代人的说法就是“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
文艺作品，被人读懂，读透，理解，的确是很难的事情，尤其是在作者也没有创作的章程，读者也没有掌握阅读和鉴赏的方法的情况下，误解误读，不知所云的情况，极其普遍。
《知音篇》里，讲了以下几个层面的问题：
一是讲“知实难逢”。刘勰列举了秦始皇、汉武帝、班固、曹植等人为例，说明古来文学批评“贵古贱今”，好的文学批评家难逢难遇；
二是讲“音实难知”。因为文学作品本身的抽象复杂，以及评论家见识有限又各有偏好，所以做好文学批评确实存在一定的困难，看都没看懂，还说什么好坏呢；
三是讲文学批评鉴赏的方法：评论者应该博见广闻，以增强其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还要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去读评；
四是提出“六观”，即六个评价的角度，从此处出发来考察其作品；再就是提出文学批评的理论根据。
为方便读者诸君理解，笔者将对原文逐一解释和阐发。
文心雕龙·古籍
一，知音难遇，贱同思古，文人相轻
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夫古来知音，多贱同而思古。所谓“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也。
我们首先得知道，知音是一种譬喻，以听懂弦歌中的雅意，来譬喻读懂文章中所要表达的思想。就像钟子期听俞伯牙弹琴，能听出高山流水的感觉，就叫知音。
这段原文的大概意思是：知音是太难了！文章的妙义实在难以理解，能理解文章妙义的人又实在难以遇到，能碰到知音的人，千年只有一次吧！从古以来的“知音”者，却又大多看轻同时代的人而怀念古代的人，这就是所谓的“近在眼前的人不相信和重用，却思慕那些远远听到名声的人”啊！
俞伯牙和钟子期
昔《储说》始出，《子虚》初成，秦皇汉武，恨不同时；既同时矣，则韩囚而马轻，岂不明鉴同时之贱哉！至于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笔不能自休”。及陈思论才，亦深排孔璋，敬礼请润色，叹以为美谈；季绪好诋诃，方之于田巴，意亦见矣。
从前韩非的《储说》开始传播，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刚刚写成的时候，秦始皇和汉武帝看了，都惆怅不能和作者生在同一时期。后来知道是同时代的人了，结果韩非却被囚禁，而司马相如也遭到了轻贱待遇。这岂不是明白表示了对同时代的人的小看吗？
至于班固和傅毅，文章不相上下，然而班固却嗤笑傅毅说：“下笔便没完没了，不会适可而止。”及至陈思王曹植评论文才时，极力贬低孔璋，而丁廙请他修饰文辞，就感叹他言辞美好，刘脩喜好诋毁别人的文章，就把他比方为爱攻击人的田巴，从曹植的这些议论里，他的心意可谓是昭然若揭。
魏文帝·曹丕
故魏文称∶“文人相轻”，非虚谈也。至如君卿唇舌，而谬欲论文，乃称“史迁著书，谘东方朔”，于是桓谭之徒，相顾嗤笑。彼实博徒，轻言负诮，况乎文士，可妄谈哉！故鉴照洞明，而贵古贱今者，二主是也；才实鸿懿，而崇己抑人者，班、曹是也；学不逮文，而信伪迷真者，楼护是也；酱瓿之议，岂多叹哉！
所以魏文帝曹丕说：“文人相轻”，真的是说出了大实话。
至于像楼护这种摇唇鼓舌的人，却荒谬地想要评论文章，说什么“太史公司马迁著作《史记》，要咨询请教东方朔”。于是桓谭这些人，都对楼护的谬论相视而笑。楼护本来就没有地位，轻率的发言被人耻笑，何况是文人，哪能随便乱说话！
所以观察得深切明白，却又看重古代而轻视现代，秦皇汉武两位君主就是这样；文才确实鸿博懿美，但却只抬高自己而贬低别人的，班固和曹植便属于这一类；学识够不上谈论文章，却把伪谬当成是真实的，楼护便属于这一类。
刘歆看了扬雄的《太玄》后说：“我怕后人用它来盖酱坛子。”这难道是多余的感叹吗？
文心雕龙
读完上面这一段，着实令人叹息。这也算得上是一种人之常情吧？识人之智本来就已经是很难得，兼有赏人之心态，容人之雅量的就更少，就算有了这些，所见所知还能与自己的性情心灵相契合，那简直就是大海捞针。
但为何有“贱同思古”这一说？大概是因为审美总需要一定距离，距离远了，更容易看到全貌，也更容易忽略缺憾。所以坐今望古，坐近观远，也比较容易相知和仰慕。并且已故的都是静态的，不变的，全景的。也更容易让人有暇心静静观赏，细细揣摩。而想要和古人比肩，又常常是才智之士的一种自诩和自慰。
罗曼·罗兰曾说“人生的苦难是不能得一知己，那只是少数人能享有的一种幸运”。鲁迅也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俞伯牙更是因为钟子期的故去，摔掉瑶琴，不再弹琴。可见知音这幸福也并不是那么好享。
本质上讲，我们大家都是孤独的。即使有人和你走着同样的一条路，也分了远近和先后。能够期待的，也许只是在时光的彼岸，忽然有人发现了你留下的印迹，莫逆于心，慨然一叹或者默然一笑吧！
刘勰
二、鱼目混珠，真伪难辨，文情难鉴
夫麟凤与麏雉悬绝，珠玉与砾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写其形。然鲁臣以麟为麏，楚人以雉为凤，魏民以夜光为怪石，宋客以燕砾为宝珠。形器易征，谬乃若是；文情难鉴，谁曰易分？
这一段的大概意思是：麒麟、凤凰与麋鹿、野鸡相差极远，珍珠、宝玉与沙砾、石子完全不同。在阳光照耀下，明亮的眼睛可以观察分辨它们的形态。然而鲁国的臣子把麒麟当做了麋鹿，楚国人把野鸡当成了凤凰，魏国人把夜光宝玉看成了怪石，宋国的愚客把燕地的石子当做宝珠。有形的器物容易验证考查，还都发生这么多的谬误；抽象的文情则难于鉴定识别，谁说容易区分清楚？
对于文情难鉴这件事，我们经常阅读和写作的人，都有体会。这也没有什么好说的，理解智慧也需要智慧，眼力不好的人，认不清鱼目和珍珠，辨别不出玻璃和钻石，理解不了一篇文章的妙处，辨别不出一种思想的正误，都是很正常的事。
4. 自然与文学的关系议论文
腹有诗书气自华。多读书，多看古文，多研究古诗词议论文，对自己的终身都有帮助。
我们是中国人传承了几千年的古代文学文化，自然是最精华的。学习古诗词议论文能够掌握更多的发言权，学到更多的东西，对每个学生都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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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刘勰的文学创作论
刘勰（约公元465—520年）
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而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性情所烁，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有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
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文心雕龙》以 “体大而虑周”首开我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先河，其作者刘勰博得了当时社会的广泛赞誉。
刘勰，字彦和，自幼丧父，家境贫寒，从小好学，立志要成为栋梁之才。20岁那年，刘勰的母亲去世，因生活贫困，他不得不居住在定林寺，并一直在那里生活了10年。寺院枯燥的生活，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博览群书，钻研儒家经典。之后，他应邀整理佛经，并最终成了“博能经纶”的佛学家。
30岁时，刘勰撰成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学评论巨著《文心雕龙》，声名大振，也因此得以告别寺院，踏上仕途之路。梁武帝时，他历任奉朝请、东宫通事舍人等职，晚年出家为僧，改名慧地。
《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写作的指南，共50篇，其中涉及到了写作中应该注意的各种事项，分四个主要部分，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刘勰崇尚儒学，所以儒家思想成为《文心雕龙》的指导思想。他试图通过儒家经典的内容和表现手法来探讨文章的指导思想、评价标准和文体渊源。他认为文学的发展与时代和社会政治是紧密相连的，但是他又提倡文学不能拘泥于时代，要在继承上求发展。
针对南朝浮靡的文风，他详细地论述了风格和风骨对于文章的重要性，他认为在创作的过程中应“为情而造文”，把创作者的情感和思想融入到作品中，而且作家要不断加强自身的修养，在生活中不断地积累素材，写作过程中再加以合理的想像，这样文章才会有自己的风格。
不仅如此，刘勰还在著作中对很多修辞手法、结构、文章裁剪、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所使用的一些理论术语如“意象”、“风骨”、“为情造文”，成为现代人评论古文的常用语。
文学评论古已有之，如魏晋时的曹丕，但是到了刘勰，批评文学发展得更为合理化。在《时序》和《知音》中，刘勰对文学批评应该注意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强调批评家的修养和博观对正确评价作品的重要意义。例如关于批评态度问题，他认为作家要具备广博的知识，从文章的内容和形式进行全面的评析，不可以偏概全。在《知音》“六观说”中的位体、通变、事义、置辞、奇正、宫商就属于如何鉴别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论述。他的理论把文学批评推向新的阶段，时至今日，他的批评理论还对现在的文学批评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文心雕龙》也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杰出的著作。
《文心雕龙》中对文章的体裁与源流的阐述，是中国现存的关于文章体制和源流的重要参考著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心雕龙》受到了许多国家的理论工作者的注意和重视。为了能更好地研究《文心雕龙》，国内外专门成立了“文心学”，也称“龙学”。
6. 刘勰的文学理论
一、刘勰对提高文学鉴赏力的主张：
二、在《知音》篇里，他批评了“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各执一隅之解”的不良风尚，要求批评家“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
三、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六观”的批评方法：
1、一观位体，看其内容与风格是否一致；
2、二观置辞，看其文辞在表达情理上是否确切；
3、三观通变，看其有否继承与变化；
4、四观奇正，看其布局是否严谨妥当；
5、五观事义，看其用典是否贴切；六观宫商，看其音韵声律是否完美。
四、这在当时是最为全面和公允的品评标准。
7. 刘勰的文学史论谁写的
是因为《文心雕龙》是中国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文学理论专著。“体大而虑周”是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中对它的评价，全书共分十卷五十篇，上下部各为二十五篇。
全书包括四个重要方面。上部，从《原道》至《变骚》五篇，为全书的纲领。其中的核心是《原道》、《征圣》、《宗经》三篇，要求文学的一切要本之于道，稽诸于圣，宗之于经。可以总称为总论；从《明诗》到《书记》二十篇，以“论文序笔”为中心，对于各种文体源流及作家、作品逐一进行研究和评价，是文体和作家作品论；下部从《神思》到《物色》的二十篇（《时序》不包括在内）为创作论，探讨创作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时序》《才略》《知音》《程器》四篇，是文学史论和批评鉴赏论。加上最后的一篇《序志篇》，相当于自序，或是跋记，叙述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态度、原则，共计五十篇。
对于文学的美学意义、批评意义上的认识，在经历了由古老的《尚书》，到南北朝的时代，由涓涓细流而成大江大河。经历了魏晋时期的文学自觉的启蒙运动，文学艺术宫殿的大门一旦打开，历史的进程陡然加快。到了齐梁的时代，在唯美的氛围中，对于文学的诸方面问题研讨，成为一时之风气。诸如对于文学语言声律的研究，对于文学创作想象的研究，对于文体分类的研究等等。但是，这些研究似乎都是就文学的这座艺术宫殿的某个侧面的审视，而缺乏总体的系统的观照。此时，刘勰的《文心雕龙》问世，可以说是应运而生。
8. 分析刘勰的文学观念
刘勰钟嵘重视风骨的言论，对后代的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初期的一些有远见的文人提倡风骨，特别重视学习建安文学，企图藉此来改革南朝以来的浮靡柔弱的诗风。
初唐杨炯在《王勃集序》中指责高宗龙朔初年，文人竞为纤细雕刻之词，“骨气都尽，刚健不闻”。
陈子昂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指出建安以来的五百年中，“风雅之道”丧失殆尽，于是他大力提倡“汉魏风骨”，并把它作为诗歌革新的旗帜。
9. 刘勰论文学与自然的关系是
南朝梁时期
刘勰（约公元465年～？），字彦和，祖籍东莞郡莒县（今山东省日照市莒县东莞镇大沈庄）。南朝梁时期大臣，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刘宋越骑校尉刘尚之子。少时家贫笃志好学，依靠名僧僧祐，学习儒家和佛家理论。撰写《文心雕龙》，得到宰相沈约称赞，授奉朝请，历任临川王（萧宏）记室、步兵校尉、太子通事舍人。昭明太子萧统去世后，内心伤悲，请求出家，没有得到梁武帝许可。于是，烧发明志，法号慧地，出家并圆寂于定林寺。《文心雕龙》引论古今文体及其作法，与刘知几《史通》、章学诚《文史通义》，并称文史批评三大名著，奠定了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10. 刘勰论文学与自然的关系是什么
伴随着经学正统地位的确立，文德成为汉代经学阐释的重要问题，加之学术分化，文人群体的出现，儒士与文人之间的矛盾对立，有关文人道德、文章的言论，成为汉末思想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在《论衡》中，王充阐发了孔子有关“德”、“言”的论述，首标“文德”。《论衡·书解篇》：“夫文德，世服也。空书为文，实行为德，著之于衣为服。故曰：德弥盛者文弥缛，德弥彰者人弥明。大人德扩其文炳，小人德炽其文斑。”
王充此论，言“德”内“文”外，不可分离，基本上是对孔子思想的阐发，无甚新意。《佚文》篇有“五文”之说，论及文德，却颇有新意。《佚文》：“文人宜遵，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造论著说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立五文在世，皆当贤也。”
王充一生都想见知于朝廷，他对东汉章帝执政的时代颇为赞颂。在他看来，汉承周之礼乐法度，“五文在世”，故而文人理应遵行。虽然“五文”中，王充评价最高的是“造论著说”而非“文德之操”，但首标文德理想，明确了道德内容决定文章形式，且以此为标准努力践行，所以直到近人章太炎，仍然认定王充是第一个提出文德思想的人。
纵观其思想，有关文德的论述，与文质、实诚的论述，在价值取向上一致，均洋溢着浓郁的德性优先、德充文昌色彩，代表了有汉一代经学主流话语，也成为尔后文学批评意义上“文德”论的范本。
纵观整个六朝，对于“文人无行”的批评不绝于耳，譬如北齐杨遵彦《文德论》“古今辞人，皆负才遗行，浇薄险忌”的断语，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以“自古文人，多陷轻薄”批评三十六位文人的品德，在文学思想史上影响都是很大的。而对此一问题愤愤不平，一心想为文人正名的，则是齐梁时期的刘勰。《文心雕龙》全书，论及德行与文章问题的地方颇多，文德业已成为全书批评伦理的重要规范。譬如《宗经》“文以行立，行以文传”、《祝盟》“立诚在肃，修辞必甘”、《谐隐》“曾是莠言，有亏德音”、《诸子》“立德何隐？含道必授”、《序志》“君子处世，树德建言”等等。而专论文人德行的《程器》篇，更是言辞急切，针对的就是曹丕“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的断语以及韦诞对王粲等“建安七子”的苛评。
为了纠正时人对上述言论的随声附和，刘勰遍举十六位文人在品行上的瑕疵，诸如“相如窃妻而受金”、“扬雄嗜酒而少算”、“仲宣轻锐以躁竞”、“丁仪贪婪以乞货”等，与此对照，又列举七位古代将相品德上的瑕疵，如“管仲孝窃”、“吴起之贪淫”，以此说明人人皆有缺点，即便是历史上那些伟大人物也不例外。接着，他又列举六位具有美德的文人，诸如“屈贾之忠贞”、“邹枚之机觉”等，以此说明并非所有文人都不注意小节。最后，他指出理想的文人应该是“梓材之士”，具备“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柟其质，豫章其干”的品行。在刘勰看来，只有文质彬彬、文武兼备的文人，才能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成为大才，“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如此这般，方能“瞻彼前修，有懿文德”。
总体来看，在《程器》篇中，刘勰由于过多地举证反驳，有关“文”与“德”关系的论证反而被疏忽，因而对于批评伦理意义上的“文德”论而言，理论贡献并不明显。
11. 刘勰的文论观点
北京大学卢永璘的观点——“中国文论第一书”。另外，鲁迅《诗论题记》:篇章既富，评骘自生，东则有刘彦和（刘勰字）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体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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